评《武训传》

人民网    2005年07月15日   20:15

——    一种政治批判的开端

李  庄

  1951年上半年,我国有四个运动。上年开始的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运动继续进行。这三个运动,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,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,镇压严重危害社会的反革命分子,归根结底是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,提高人民生活水平,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,具有决定意义。

  5月间,突然杀出一个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大批判运动。跟上述三个运动的作用不同,这个运动对事物的性质估计不很准,上纲又高,且言词粗暴,开以后对思想问题作政治批判的先河。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,带头上纲定性,甚至发号施令,做了党报不该作的一些事情。

  武训,山东堂邑人,生于1838年,死于1896年,出身贫苦,及长立志兴学,靠行乞并稍后的收租放债,办了几个“义学”,受到清末封建统治者的表彰。其后半个多世纪,誉之者多,毁之者少。著名电影编导孙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开始编导电影《武训传》,歌颂这个有争议的人物,1951年初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城市公映。最初一段时间,许多报刊肯定这部电影,赞赏主人公武训,甚至把他誉为劳动人民“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”。不久批评稿件增多,双方争持不下。

  对于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,完全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,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,在自由讨论中克服错误的意见,发展正确的意见。可惜这个运动始终是文艺批评其名,政治批判其实,为以后连续不断的类似运动创造了一个很不成功的模式。

  党报,由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的极大威望,在我国领有远远超过一般新闻媒介的影响。但在批判《武训传》过程中,人们感到党报不适当地运用了这种影响。1951年5月以前,《人民日报》基本没有登过赞颂《武训传》的文字,在这场大批判中因而处于说话方便的地位。5月16日,转载了一位名家的文章《陶行知先生表扬“武训精神”有积极意义吗?》从题目看,已经不是通常的文艺批评。报社在文章前边又加了一篇大号字体的“编者按”,文长四百多字,俨然是一篇不短的评论,直接提出《武训传》“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者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,污蔑中国历史,污蔑中华民族”。“纲”上得够高了。隔了4天,即5月20日,著名的社论《应当重视电影〈武训传〉的讨论》同读者见面了。此文是由名家起草,毛泽东同志审阅并加写和改写了主要几大段。作为他的著作,在十年内乱期间重新发表,后来收入“毛选”五卷。社论指出“《武训传》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”,所以“应当展开《武训传》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”。社论给武训定性,接着给《武训传》定性:“承认或者容忍这种(对武训的丑恶行为)歌颂,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,污蔑中国历史、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。”社论首次提出:这表示“资产队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”。在我们社会里,“反动宣传”四字分量多重,大家是很清楚的。

  这篇社论的版本,人民日报和“毛选”不同,前者多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城市的“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《武训传》、歌颂武训、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,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”,共四十三篇,列出文章题目、四十八名作者、报刊名称和登载日期,几乎占了社论的一半篇幅。新中国建立以来,一家报纸以社论形式“将”几十家报刊的“军”,我不记得还有第二次。

  同日,《人民日报》“党的生活”栏发表《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〈武训传〉的批判》一文,先重复这篇社论的观点:“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”,接着以不是报纸常有的口吻说:“凡是放映过《武训传》的各城市,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组织地领导对《武训传》的讨论。”“对武训、《武训传》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。”也是同日《人民日报》“人民文艺”版登载两篇检讨文章,基本是表态性质。当然也只能表示一个承认错误的态度,因为文章跟社论同日登载,作者拟稿时还未读社论,当然难以同社论的精神衔接,所以两文前的“编者按”不客气地说:“这种自我批评是需要的,虽然他们的检讨还极不深刻。”接着再一次提醒:“对《武训传》电影及其他有关武训的各种著作中的错误观点,必须进行一个全面的、有系统的、深入的批判。”

  压力虽然很大,还是有不同的声音。50年代初期的政治气氛毕竟不同于50年代后期,更不同于十年内乱时期。虽然有社论的明确定性、“编者按”的多次加码,使人不能不考虑这个批判运动的“来头”,有人还敢冒“大不韪”,公开表示不同的立场,报纸还能发一些这样的信。5月29日,《人民日报》登载一篇相当长的“读者来信”,对某些关于《武训传》的批判文章、检讨文章提出意见:“我认为,讨论和检讨,不应把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或发表的几篇批判《武训传》的文章重复一遍。”“我们应该把问题本身仔细地研究清楚。”“我们过去的缺点就在这里:对待一个具体问题,一个具体事件,一个具体人物,常常没有认真地思考、研究、分析,这是值得我们在讨论《武训传》的过程中及今后注意的。”6月1日,“读者来信”栏又登载六篇来信,并加“编者按”说:“今天所发表的,是一部分对本报社论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。我们认为,武训和《武训传》问题的讨论,目的既然在于解决思想问题,就应当采取发展讨论追求真理的方法,就应当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被讨论的机会。”顺便说一句,上述来信和按语能够出现,孙瑜在当时虽然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,但未被定为什么“分子”,也未停止工作,这都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宽舒的,可惜没有持续很久。

  大批判运动发展很快,有些地区开始采取某种组织措施。据人民日报载:有个城市的领导机关要求这个思想运动“必须普及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”。有个城市的文化局党总支“要求全体党员重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”。第一周“阅读研究有关文件材料,听取负责同志的启发报告,联系自己的思想,进行认真的、虚心的,老老实实的检查,然后在小组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”;第二周“在全总支范围内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检查”;第三周“各支部负责审阅研究同志们的书面检查报告和小组纪录,并将结果在支部大会公布”。这似乎就是以后广泛运用的“人人过关”的方式。

  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,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,内容不厌重复的批判文章,被点名的报刊的自我批评,有关责任者自觉或被动检讨,领导机关指令的号召和规定,文化教育界的表态和行动……一时形成巨大的思想声势。《人民日报》没有“负担”,相当主动,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5月下旬到8月底,先后登载关于武训、《武训传》、《武训画刊》(李士钊编,孙之催绘)的稿件180多篇,包括评论、论文、检讨、来信、调查报告……各种体载的文字应有尽有,其中不少万言巨论。

  报社为帮助编辑人员认识这部电影的问题,公费购票要大家观看。我也躬逢其盛。上下两集,几个小时,看得昏头胀脑。多数人感觉不是好影片,拉杂,松散,武训时不时下跪、磕头的奴才相惹人生厌,但是一时看不清社论阐发的那些严重问题。组织过几次讨论,大家知道“精神”来自何处,都表示看了电影获得感性知识,决心再次学习社论,提高思想认识。由于多数人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宣传,说说也就过去了。

  不久,批判升级,名人上阵了。过去曾经作文、讲演赞扬过武训的,半是检讨半作批判;没有这种“包袱”的更加理直气壮,敢于上纲。武训的帽子越来越多,“大流氓”,“大骗子”,“大地主”,“大债主”,“帮凶”,“反革命”,“封建僵尸”,“封建社会中最丑恶、最虚伪、最反动的奴才”,“从头顶到脚底,从皮肤到血管,浸透封建主义的毒素”,是“实行西太后的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”,等等。电影《武训传》则被有的论者说成是“对新中国的挑战”。如果不是读烂了书的,恐怕记不得这么丰富的名词。人们选帽子都注意尺码,大了小了都不好。武训那么多帽子,有些也许是合适的,有一些,例如几个“最”,恐怕把他看得太高了。说一部电影是对国家“挑战”,它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从7月23日开始,分六天连续刊登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全文分五部分,约四万五千字。这是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“武训历史调查团”的作品。三人执笔,李进即江青排名第三,实际由她主事。调查结论为“武训是一个以‘兴义学’为手段,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、大债主和大地主”。毛泽东很重视这个“调查记”,在各个部分都改写,还加了一些段落。参加过调查的一些人事后说:调查目的很明确,就是证实5月20日社论作的结论,所以事先就通过当地组织提醒被调查者,“(对武训)就拣坏的说。”以致一些被调查者十分不解地问:“怎么土(地)改(革)刚刚斗罢地主,现在又斗武训?”这个调查记实际为这次大批判作了结论。一位文坛泰斗、政治名人在《读〈武训历史调查记〉》一文中写道:“读了这篇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曾经歌颂武训、崇拜武训的人,假使不是存心反动,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,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?”不要说再提不同意见,即使不“深自检讨”,都是“存心反动”,“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”!谁不怕这顶帽子?此后一个多月,虽然还出现一些关于此事的文章,都是总结性、教育性的作品了。

  这就是批判《武训传》树立的模式: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,事先定调子,选靶子,通过组织发动,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,以预定结论定于一尊。以后对于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,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,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,等等,从运动的领导来说,大体上都是沿袭这个模式。这些运动声势大,火力猛,很难出现不同意见。它可以逼人缄口,不大容易令人心服。批判《武训传》初期,还有些人敢提出一些问题,报上也能登出,当然不可能得到解决。像读者提出的武训“行乞兴学”的动机与效果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,不仅未得解决,在某种意义上还造成了新的混乱。

  多年来,解决动机与效果问题,一般是根据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论述: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。”有些参与《武训传》讨论的人坚持认为,武训行乞办“义塾”,客观效果即使像多数论者所分析的那样不好,他兴学的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坏。在批判运动将要结束时,有位名家写总结性文章,试图解决这个问题:“动机本来是主观存在的东西,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,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。”不少人认为,社会现象十分复杂,这个公式未能说清楚武训行乞兴学这个相当简单的问题,更不要说比这复杂得多的问题了。我对此有同感。有些事物,例如“文化大革命”,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。从经济上说,它把我们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沿;从政治上说,它极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和形象。如果简单地照上述公式办事,以客观效果检验主观动机,那怎么得了!几十年来,这个公式不知误了多少人、事。看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对: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。

  批《武训传》这样的运动,晚解放区的文化、学术诸界人士没有见过,在老解放区经历过整风、三查(查阶级、查立场、查作风)等运动的干部也没有见过。它的消极影响,在人们心中长期未能消失。但我觉得不能说它没有任何积极作用。例如,5月20日社论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则,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武训,提出了若干深刻见解。这对从来没有接触这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人,不能不说是有益的提醒。

  1985年9月6日,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刊登一篇花边新闻: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:“这个批判(指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)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。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,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,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,极端粗暴的,因此,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,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。”胡乔木同志当时分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他的话传达了党中央对1951年批判《武训传》运动的权威看法,是对那次批判的拨乱反正。

  

摘自《李庄文集》